“大同”有什么积极的思想意义? 孟子的民本思想有什么积极意义

作者&投稿:夷海 2025-05-19
1、“大同”思想核心内容,有什么积极的现实意义?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征战不断,在这样的岁月里,人们自然更加向往和谐,希望战争停息,邦国和平安宁。孔子认为,这是礼崩乐坏、政治失序带来的恶果,他总结历史,反思现实,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形成了他的儒家理论学说。孔子希望重整社会秩序,恢复古代圣王之治,他对于社会政治的最终追求,就是他的“大同”社会理想。 有关孔子“大同”思想的记载见于《孔子家语》和《礼记》两书的《礼运》篇。以前,由于对《孔子家语》的记载心存怀疑,人们谈论孔子政治理想时往往依据《礼记》,其实,认真研究后不难发现,《礼记》的记载经过汉人整理改编的痕迹非常明显,相比之下,《孔子家语》的记载更为真实可靠。[2]据《孔子家语》,孔子关于“大同”理想的表述为: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是以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谓之大同。 孔子认为,“大同”是指的大道实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天下是人们所公有的,选举贤能的人为政,人与人之间讲求诚信,和睦相处。所以人们不只亲爱自己的双亲,不只爱护自己的子女,使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够安享晚年,所有的壮年人都有用武之地,年老丧夫或丧妻及失去父母、残疾的人都得到很好供养。人们痛恨财物被丢弃在地上,被糟蹋浪费,但并不一定为自己所有;痛恨力气不出于自身,但并不一定为别人效命。因此阴谋诡计被遏制而不能施展,劫掠偷盗、叛逆犯上的事也不会发生,所以外出也不用关门闭户。 以前,人们不信《家语》,历来阐述孔子的社会理想都以《礼记》中的《礼运》篇为依据,致使孔子“大同”说的一段已经失去本真。在该篇中,与《礼记·礼运》相比,《孔子家语·礼运》更显古朴真实。孔子没有说到三皇五帝,也没有说到“小康”,那种以此来论证孔子主张回复到“原始共产主义”时代,认为孔子思想倒退的看法是不对的。孔子所理想的“大同”社会乃是指夏、商、周三代“圣王”时期,并不是指一般所认为的所谓“三皇五帝时”。孔子所说“大道之行”的时代具体是指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期,在孔子看来,三代“圣王”之后,就是“大道既隐”的时期。 孔子认为,“大同”是曾经存在的社会,它存在于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期。孔子认为,这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社会状态。“大同”的“同”,郑玄注《礼记·礼运》曰:“同,犹和也,平也。”郑玄以“和”、“平”释“同”非常正确,“大同”社会正是人类之间“和”的理想状态。据《论语·子路》,孔子还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此处的“同”是苟同、无原则的趋同,与“和”有别,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同”与“和”的矛盾,它只是说明“同”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和”而已。 孔子关于“大同”的论述中,处处都可以理解成为他在诠释或描述着一个“和谐”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圣道”大行,天下为公,社会管理者惟贤是举,选才任能;人与人之间平和相处,互相扶持;彼此没有争斗,各尽其力;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生活都能够得到保障,而且物尽其用,人人各尽所能,盗贼不作,夜不闭户。很显然,没有“和”,就没有这一切,人与人之间就不能相互扶持,就没有人人各得其所,就没有社会风气的井然有序。可以说,人人都希望生活在这样的和谐社会里。 孔子的大同理想是社会富足前提下的和谐,它与不少小国寡民的社会政治主张不同。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例如,道家所主张的便是小国寡民的模式,《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农家代表人物许行的理想是“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尉缭子》记载兵家任务尉缭的主张是“使民无私”,认为“民无私则天下为一家,而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墨子》记载墨家主张“各从事其所能”,“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吕氏春秋》则记载了杂家的均平主张,认为“公则天下平”。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是中国历代的追求,然而,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应当以物质财富对人们基本生活的满足为前提,而不能仅仅满足于片面的“公平”,只是共寒共饥不是真正的和谐。孔子的认识就是如此,他希望各尽其力,也希望“各从事其所能”,但他并不认同狭隘的“公平”,否则,“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就无从谈起。 孔子也曾经谈到“贫”与“寡”的问题。《论语·季氏》记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孔子相信,有封国、封地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均平,注意安定。因为平均就不觉得贫穷,和睦就不觉得人少,安定就没有什幺危险。孔子所言,着眼于“有国有家者”,他们富有治理家、国的责任,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却未必肯定“寡”、“贫”,相反,孔子其实是否定“寡”、“贫”,因为他是以之作为参照,来说明“不均”、“不安”更为可怕。在孔子的论说逻辑中,“不均”与“不安”是互相联系的,“不均”往往会引发“不安”。孔子所说“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其中的“均平”是财产分配,要达到好的结局,一定要使各方处于“和”的状态,这样才能消弭动荡的根源,可见,“均平”原则其实是一个“和”的原则,以“均平”治国便是以“和”治国。 孔子的大同思想,追求的不是局部的和谐,而是整个社会的和谐,这一点十分重要。按照孔颖达《礼记·礼运》疏的解释:“‘是谓大同’者,率土皆然,故曰‘大同’。”孔子有家国天下的胸怀,由此,他的思想影响了无数的中国人。例如,晋代的陶渊明曾经虚构了一个世外桃园,他描述道:“林尽水源,便得一山……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陶渊明理想中的和谐社会,其中既有孔子思想的影子,也有道家的思想因素,显然,这种超脱虽有对美好生活的超然向往,而更多地透露了人们被世事所累时的逃避与解脱。

“大道”是孔子将五帝之世的某些重大事件都提到理论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并利用它们来揭示人类社会所应普遍遵守的法则,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或真理。

“大同”的“同,犹和也,平也。”指儒家的理想社会或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大同”社会是孔子以“五帝之世”的传闻为依据,经过加工提炼而后构想出来的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式;要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以消除现实社会中的黑暗现象和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是孔子理想社会的终极目标。

历史进化是从据乱世经升平世(即“小康”社会)到达太平盛世(即“大同”社会)。尽管这个理想社会在小生产的基础上不可能成为现实,但两千多年以来它一直是许多进步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所向往的目标,例如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等都曾受过启发。它是我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一份宝贵财富。

  大同社会是中国古代儒家所宣传的最高理想社会
  1.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这个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包括权力公有和财物公有,而首先是权力的公有。权力公有的口号是“天下为公”,具体措施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管理社会的是被选举出来的贤能,而选举贤能的权力在于“天下”,也就是全社会的民众,所以说权力公有。其所以要明确权力公有,是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权力可以改变一切,也可以攫取一切。只有取消权力的个人垄断,才能保证社会的其他方面不受垄断;只有坚持权力的公有,才能保证社会其他方面的公有。所以“天下为公”的口号其性质是与王权根本对立的,是反王权的。《礼记正义》解释说:“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也。”《正义》是以大同为五章故事的,所以举出尧不以帝位传其子丹朱而传给舜,舜又不传其商均而传禹的事例以资证明。《正义》虽然也承认“天下为公”首先是指最高统治的帝位,但从所举事例看,不全是《礼运》所说的大同,因为尧、舜虽然没有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子孙,但在思想上是把“天下”作为私有物来“禅让”的;而且又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让人的。《史记·五帝本纪》写道:“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舜与“大同”的区别在于:尧、舜的禅让是权宜性的,大同的选贤与能是制度化的;尧、舜是个人指定的,大同是“天下”选举的;尧、舜是终身制的,大同是非终身的。在大同世界里,就根本不存在帝与王。
  2.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这个体制是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天下既然是天下人的天下,地方更是地方人的地方。地方事务由地方民众选举贤能之士负责管理。这里的选举指的是民举,而不是官举,官举与民举的性质是不同的,但后儒却混淆了两者的界线,甚至有意改民举为官举。汉儒解释说:“选贤与能者,向明不私传天位,此明不世诸侯也。国不传世,唯选贤与能也,黜四凶,举十六相之类是也。”汉儒虽然也以“天下为公”和“选贤与能”,分别指中央和地方政权,但用的仍是尧、舜的典故。尧、舜一方面禅让帝位,一方面选贤与能,好事作尽,而民众却未与闻,因而其并不是大同世界本来意义上的选举。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的性质一再改变,迨至隋唐,竟成了专指朝廷对士人的选拔,自《唐书》直至《明史》,均辟有《选举志》,记载历代的科举情况,选举与民众便彻底绝缘了。
  3.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信与睦是良好人际关系的核心,而“天下为公”才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天下为公”,人人是社会的一员,社会有每人的一份,衣食有着,地位平等,无胁迫的可能,无依附的必要,是大同世界人际关系总的概括。这个以“天下为公”为前提的人际关系同样遭到了后儒的窜改。《礼记正义》解释说:“讲信修睦者,讲,谈说也;信,不欺也;修,习;睦,亲也。此淳无欺,谈说辄有信也。故哀公问周丰云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也。”通过《正义》的解释,“讲信修睦”仅是一种言说交往的表面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又是王化影响的结果,大同世界的本质被阉割了。
  4.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大同世界描绘的社会是人人敬老,人人爱幼,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在这里,人们视他人父母如自己父母,视他人子女如自己子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任何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怀,任何人都主动关心社会。男有室,女有家,社会和谐,人民安堵。对这段最具实际意义的社会保障,后儒也是多有窜改的,如将社会保障制度解释为一种在君王影响下的社会风气。所谓“君既无私、言信、行睦,故人法之,而不独亲己亲,子己子。”将人人有劳动权力的“壮有所用”解释为“不爱其力以奉幼”,将男有分解释为“无才者耕,有能者仕,各当其职”,而将“女有归”解释为“君上有道,不为失时,故有归也。”特别又从反面论证,有意无意地丑化妇女说:“若失时者,则《诗》卫女淫奔,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是也。”“男有分,女有归”,实际是指男女都有自己婚嫁的权力与机会,不至因战乱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成为旷夫怨女,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保障。
  5.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在这里,人们有高度的责任心,对社会财富十分珍惜,憎恶一切浪费现象,也反对任何自私自利的行为。“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货弃于地是可耻的,货藏于己同样是可耻的。
  6.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在这里,劳动已经成了人们高度自觉而又十分习惯的活动。“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能劳不劳是可耻的,劳而不尽其力也是可耻的,劳动只为了自己同样是可耻的。正是人们这种不计报酬、高度自觉的劳动态度支撑了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而大同世界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切实可靠的社会保障又是这种劳动态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和谐优越的生存条件,人们回报社会以高度的自觉劳动,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而又互相进。
  而世外桃源是陶渊明笔下的一个小村落,无争无息,和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大同社会有很大的区别
  7.但需要注意的是,大同社会毕竟只是一种人们理想中的社会。宗上所述,想要达到大同社会的要求最起码要达到以上的几点。然而,当我们从客观的角度上看待这几点时,难道我们不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啊!当我们面对上述的几点时我们是多么的无力,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哪怕是上述中的一点?这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一说大同社会是一个要求所有人的心都必须是无比纯洁的社会。这又叫我们如何做到,有光明就有黑暗,这是不争的事实。大同社会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社会体制,只要人们心中出现阴暗的一面社会就会出现裂痕,即使它给我们带来了那么美好的生活,它还是将面临我们人性的威胁。我们不可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我们不会读心术,我们也不能控制每个人,我们只能约束好自己,才能维护好这个社会,这个世界。

大同:指理想社会,古代政治上的最高理想
人们可以互相关爱,人人平等,能够安居乐业,没有压迫,没有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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