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的门阀在发展中有什么问题,为何最后会没落? 为何兴盛的士族门阀,会随着唐朝灭亡一块衰落了?

作者&投稿:谷坚 2024-09-20
南北朝的门阀制度为什么衰落了?

门阀制度(System of Dominant Family),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中古的门阀制度,整个看来,最主要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至于士族免徭役,婚姻论门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等特征,都是由前者逐渐派生的。所以门阀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当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社会制度的成分是次要的。只有到了隋唐以后,方才逐渐完全转化为社会制度,并最后退出历史舞台。门阀制度大体萌芽于东汉后期,初步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鼎盛于东晋及南北朝前期,而衰落于南北朝后期。
门阀制度衰落的原因:
1、内部原因:士族自身的腐朽。
2、外部原因:皇权逐渐加强和庶族寒人进入政治中枢。
3、表现:到了隋唐时期,为了巩固国家政权,当政者大力打击门阀士族,为提拔寒门之士,而采用科举制度,科举的兴起,导致门阀制度走向消亡。而唐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彻底扫荡并结束了门阀制度。

东晋虽然偏安于江南,但在历代帝王在位的时候都希望收复北方的国土。其中以王、谢、桓、庾四大家族为主的北伐,在东晋时曾进行过多次,在其中也不乏名将的指挥。公元311年,大将祖逖出兵收复河北,但后因受到朝廷的排斥忧郁而死,最终未能完成统一大业。
在此之后,当权的士族多标榜北伐以增加门户威望,其中以桓温的三次北伐最为著名。他曾经收复洛阳,进入关中,进兵河北,但都未能够巩固北伐成果。公元383年,前秦南下,东晋面临空前威胁,在宰相谢安的运筹下,谢石、谢玄率北府兵大败前秦军队,取得了淝水之战的决定性胜利。

之后立即使其弟进军北方,收复了徐、兖、青、司、豫、梁六州,取得了东晋北伐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此后,南方由于外乱威胁解除而爆发内战,孙恩、卢循起兵。桓玄在内战中获胜,一度篡晋。北府兵将领刘裕起兵镇压了农民军,并通过北伐树立威望,最终取代东晋在魏晋。
有六个家族值得关注(不包括原来江东的贺、朱、陆、张等大姓):山东琅邪王氏、河南陈郡谢氏、河南陈郡袁氏、河南颍川庾氏、山西太原王氏、安徽谯国桓氏。其中山东琅邪王氏、河南颍川庾氏、安徽谯国桓氏和河南陈郡谢氏四大家族,相继执掌东晋的权柄,尤其显赫。而这四大家族中,排第一位的,自然是山东琅邪王氏。


王氏显贵,从“卧冰求鲤”的王祥、王览兄弟开始,到王戎、王衍,家族子弟陆续登上历史舞台。尤其是经历了永嘉之乱,五胡(匈奴、羯、鲜卑、氐、羌)乱华,王敦、王导兄弟在南京重建晋室有功,使王家更是名重江东,有“王与马,共天下”、“不以王为皇后,必以王为宰相”之说,有“旧时王谢堂前燕”的故事。
随后,又出了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这样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物,使得王家不仅在政治上无人能敌,而且在文艺上更是奇葩一朵。在整个六朝时代,山东琅邪王氏家族,为官做到五品以上的,有161人。其中,做到一品官的,达15人(在整个中国古代,能与山东琅邪王氏相媲美的,唯有山西闻喜裴氏家族,曾出过宰相59人、将军59人)。


六朝以后,世间多以“王谢”并称,该称呼成为中国古代世家大族的代名词,但与王氏比起来,谢氏还是有差距。排在第二位的谢氏,一品官.员仅出了4人。其代表人物谢安在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是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哥哥谢弈、弟弟谢万、谢石、侄儿谢玄等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大官。文学史上有名的谢灵运、谢眺也出自谢氏世家。

继承大权臣王导位置的是庾氏庾亮,庾亮死后他的弟弟庾冰接任大权臣的职务,庾冰的弟弟庾翼则把持东晋最重要的外镇官.员荆州刺史一职。


与南方东晋汉族政权长期对峙的,是北方的五胡十六国,那是中国民族矛盾空前绝后的最尖锐时期。东晋汉族政权虽然偏安于江南,但在历代帝王在位的时候都希望收复北方的国土。其中以王、谢、桓、庾四大家族为主的北伐,在东晋时曾进行过多次。
其中以大臣桓温的三次北伐最为著名。他曾经收复洛阳,进入关中,进兵河北,但都未能够巩固北伐成果。谢石、谢玄率北府兵取得了淝水之战的决定性胜利之后立即使其弟进军北方,收复了徐、兖、青、司、豫、梁六州,取得了东晋北伐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此后,南方由于外乱威胁解除而爆发内战,孙恩、卢循起兵。桓温其子桓玄在内战中获胜。桓温死后,桓玄逼晋安帝禅位给他,改国号为楚,史称“桓楚”。后北府兵将领刘裕起兵镇压了农民军,并通过北伐树立威望,最终取代东晋
门阀制度萌芽于东汉,形成于曹魏,发展于西晋,到东晋其势力已达顶峰,至南朝门阀制度逐渐走向下坡路。隋朝建立科举制,门阀制彻底崩溃。

在曹魏西晋时,王谢袁萧四大家族的地位并不高于其他士族,有的甚至尚未进入士族行列。但由于王、谢官位的上升,才被列为门阀;晋明帝的世子妃庾文君因晋成帝只有四岁临朝听政,庾氏家族开始以外戚身份崛起。
之后庾家没落,让出来的空位,经过几番权力斗争。最后的赢家桓温,得到了荆州刺史的位置。东晋进入桓氏时代由于梁末侯景之乱对南朝士族予以沉重打击与门阀士族自身的腐朽,四大家族及其他士族逐步走向没落和衰亡。

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士族地主阶级发展的最高峰,但受当时北方中国五胡乱华的影响,北方残留的士族阶层已不复西晋时期的荣光。而''衣冠南渡''后的整个南朝时期,士族却仍能在维持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同时,甚至还有所发展,最终在东晋时期达到了士族地主阶级统治的最高峰。

然而,顶点的到达也意味着终点的开始,自此之后整个南朝的士族地主阶级开始飞快地滑向衰落的深渊(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反而顽强地坚持到了唐末)。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南方花花世界里发生在这些花花太岁身上的故事。

一、顶峰的辉煌,东晋王朝的士族。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乐土在中国南方(南朝),而在南方的五个偏安政权(东晋、宋齐、梁、陈)中,其士族的最顶峰在东晋时期。

这是因为一方面,整个东晋王朝就是以北方南迁的士族为主导而建立的,其实质就是北方士族通过与南方本土士族达成政治妥协的产物,至于皇帝不过是士族手中的政治招牌而已。而在皇帝、北方士族和南方士族三方政治势力中,又是以北方流亡士族为绝对主导的。

在东晋初期著名的''王与司马共天下''说的就是北方流亡士族的代表人物王导,甚至细究下来,掌握朝廷实际权力的的王氏,是''王替司马坐天下''。士族尤其是北方流亡士族的势力在东晋王朝达到了顶峰。

究其原因,除了东晋王朝本身就是士族(尤其是北方士族)手中外,也与士族阶级自身在当时过硬的政治、军事素质有莫大的关系。要知道,当时北方中国已是五胡横行的时期,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走马灯一般,但不论是谁,都对南方汉人的最后乐土垂涎欲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个时候的当权者如果没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就不能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缓和东晋政权内三方政治势力的矛盾,秉持汉族人不打汉族人的大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枪口一致对外。

而没有过硬的军事素养,难道仅仅凭借士族的几下玄学清谈、儒雅风度,就能靠打嘴炮就把这些北方自打出了娘胎就开始挽弓策马、勇猛剽悍的狼族汉子,打的相持几十年使他们始终无法策马南渡?!可以说正是王、谢两家的政治、军事素质,撑起了整个士族地主阶级的脊梁。

二、自甘堕落,终成黄花。

然而,作为一个统治阶级,巨大的权力必然带来巨大的腐蚀。士族阶级在南渡初期的热血奋斗很快随着自己统治地位的稳固,而逐渐腐朽没落,只为我们后世的读者留下了一个个荒唐可笑的段子。没有王、谢的治国之才,有的只是熏衣剃面、涂脂抹粉。

作为一群老爷们他们活的可比现在模特还光彩照人(字面意思)。而真正老爷们该干的事情,不说骑马打仗、上阵杀敌,就是出个门都得坐车坐轿,走路都需要奴婢搀扶。建康县令王复看见马的嘶叫,就吓得面如土色,说这明明就是老虎嘛!怎么能称作是马呢!

有钱人的生活不是我们这些韭菜能理解的。在当时,士族在政治上垄断清闲高位,在经济上占尽丰美膏腴之地,庄园别墅鳞次栉比。享受着巨大的物质财富,那个时代又没有后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再投资扩大再生产,有钱了不知道怎么花当然就如同现在的煤老板暴发户一样,疯狂消费奢饰品了。

三、辉煌之后的隐忧。

士族地主阶级的上述行为除了有钱烧的之外,还有一个他们打死也不会承认的深层次原因,就是不论他们是否愿意,寒门庶族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政府内的实际权力开始逐步向这些庶族地主阶级转移。

其实这一现象自东晋政权建立不久就已经产生了苗头。晋元帝司马睿不甘心大权尽落入王氏(北方士族)之手,在朝廷内排挤王导的同时,开始重用刁协、刘、周、戴渊等人组成自己的执政团队。值得玩味的是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均出身于寒门庶族。

后来王敦起兵打着就是''诛''的政治口号,这当然反映出东晋初期士族集团与皇权的激烈矛盾。但其中寒门庶族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绝对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王敦的主要矛头当然是意图加强皇权的司马睿,但那些作为皇帝的忠实爪牙的庶族臣子,身为士族代表的的王敦也是恨得牙根直痒痒。

在建康城破后,刁协就被王敦所杀,而刘隗则腿脚快投奔了北方。也算是士族地主阶级第一次对尚处于萌芽期的庶族地主阶级施以颜色。

然而,弱小的终将走向强大,庶族地主的上升不是腐朽没落的士族集团所能阻挡的。当东晋灭亡后,当起于草莽的寒门皇帝(如刘裕)越来越依赖于庶族集团处理政务、抗击北虏、加强皇权时,士族集团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政权所边缘化,逐步退出王朝的政治舞台。

另一方面庶族集团也在帮助皇帝加强皇权,削弱士族集团过程中不断被其重用,从而掌握权柄走上了王朝的政治舞台。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庶族地主阶级的时代即将到来。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形态,从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成为世族经济,进入隋唐后,日渐呈现出“士商合流”的趋势,到宋代,终于定型为士绅经济。
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井田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瓦解;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是世族经济,联系东汉的庄园地主豪强势力,再联系魏晋时期的门阀政治,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产生相应的上层建筑,门阀政治依赖于世族经济;
隋唐时期没有放弃重农抑商,只是有所松动;
宋代士绅经济以后,租佃制逐渐普及,人身依附关系减弱。
……
门阀士族没有成长起来时,时代属于汉朝。
门阀士族早已发育壮大后,时代属于晋朝。
只有中间的成长道路,才属于三国。
南北朝时,士族族谱是选任官员的重要依据。唐朝初年,旧士族虽已没落,但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数家所谓“山东士族”,仍凭借其祖先的影响,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些家族编写族谱,标榜为华夏“高门”,自诩“家风”优良,相互间通婚。唐初那些以军功起家的大臣,也把能与他们通婚视作荣耀。
对门阀士族的真正绝杀,来自黄巢之乱。
当维系社交关系的人都大半被杀之后,朋友圈也就散了。更重要的是,在一片大乱中,门阀士族的谱牒也丢了。没有谱牒,活下来的人都成了个体。社交网络,断的一干二净
门阀士族依靠社交关系兴旺了900年,最终又在时代变迁中,因为社交网络断裂而消散。
表面上,他们败给了黄巢的屠刀。
实际上,他们败给时代的进程。
归根结底,门阀士族在晚唐的社交关系,是寄生于朝廷的躯体之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再加上社会秩序崩塌、平民崛起,他们再也不能像祖先一样,在乱世中重振家业。
这就是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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