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化的第二次浪潮，中国应该如何面对？ 中国在第一次全球化中的表现是什么？
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策略思考
罗树明
【内容提要】本文从经济全球化的三次浪潮中探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由于国力还相对弱小，获得的利益也相对有限。因此，为改变这一现实，迎接挑战，应从三个方面提出努力提高我国的核心竞争力。
【关 键 词】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产业结构/有效需求/挑战
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高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许多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在提速，努力加快自身的发展，巩固或积极寻求自身在国际中的地位。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迎接这一挑战，党的十六大高瞻远瞩，面对国内外新形势，站在历史的高度，放眼世界，制定了二十一世纪前20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战略布局和重点任务，为2020年把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理论基础。本文想就经济全球化对我们经济建设的挑战谈点自己的看法，也求教于同仁。
一、经济全球化的三次浪潮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由于世界各国或各地区相继取消或放松对商品、服务、资本、信息、技术等方面国际流动的限制，各国或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互相联系和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导致全球范围内各种要素价格逐步趋同的经济现象。从表现形式来看，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自由化，生产和经营跨国化，以及金融一体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在人类史经历了三次大的浪潮，对此我们不妨作一些回顾与比较，从中找出一些对我们的启示。
1、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起步于15世纪。当时人类社会处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受商业利益和黄金的诱惑，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大西洋一些商业发达的国家开始推行重商主义对外扩张的政策，他们四处寻找和开拓世界市场，推销自己的产品，从而大量积聚货币。新航线的开通和新大陆的发现，为资本找到了巨大的市场。这次经济全球化的源头来自欧洲，先是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后是英国。英国从16世纪到18世纪完成了产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和霸主以后，对经济全球化起到了巨大的扩张作用。
2、经济全球化的第二次浪潮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科技的推动，人类交通、通讯得到了巨大改善，铁路等运费大幅度下降，各国经济出现了人类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融合，使人类分工首次在世界各国得到确立，资源配置的全球性大大深化，国际贸易大幅度提高。从1870—1913年，国际贸易额增长了3.2倍。资本输出空前骤增，仅英国，在一战前，其资本输出就达国内生产总值的60％。这次浪潮来势虽然较猛，但由于受一战和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打击而被迫中断了。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直到二战结束后，受战后重建，技术的进步，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等因素推动，世界贸易和资本投资呈现出很强的恢复性增长势头，20世纪50-60年代，世界贸易年均递增率高达8％左右。但由于受“冷战”以及战后发展中国家、计划经济国家内向型经济的制约，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整体融合并未最终形成。
3、第三次浪潮，经济全球化驶入了快车道。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是在高科技为主推动下以经济竞争实力来实现的，带有极大的普及提升的进步性和极强的诱惑力，发展中国家普遍表现出较大接应的自觉性，原计划经济的国家在吃尽苦头后已纷纷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主动溶入这一浪潮，从而使经济全球化驶入了快车道。据统计，1980年，世界商品贸易额不到2万亿美元；到1999年猛增至5.46万亿美元，同期服务贸易额由3千亿美元增至1.34万亿美元。全球资本流量年均增长率高达20％，全球资本市场存量由5万亿美元增至70万亿美元。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也由1979年的200亿美元猛增至2003年的8000多亿美元。这时期一个重要特征是跨国公司的高速发展。1980年，全球跨国公司约有1万家，其海外分公司不足9万家，到1999年，全球共有跨国公司6.3万家，海外分公司达70万家。与此相关，在近20年，直接国际投资年均增幅高达30％。总而言之，这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由于各国自觉主动地参予，与前两次相比，无论是在其赖以支持的物质技术基础，参予国的数量和范围，还是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都是空前的。
二、经济全球化非利益均沾
经济全球化，通过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使资源配置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全球配置，推进了优势互补的发展趋势，这无疑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进步，加快了全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发展、普及和共享的进程，使参予国都不同程度地享受到了它的益处。正因为如此，现在全世界各国各地区都表现出了较高的热忱和积极主动性。但是，当今社会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侪身经济全球化，是要付成本交学费的。由于各国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实力的差异，获取的利益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三轮经济全球化都反映出一个共同的本质特征，都是经济、军事强国在起主导甚至主宰作用。当他们的国内资源和销售市场等受到限制，而自己又有这种实力去抢占别国资源市场时，他们就会拼力推行经济全球化政策，使自己从中得到好处；当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改变政策，破坏游戏规则。不管怎么说，人们热衷于全球经济，唯一的动机目的都是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互惠互利是主观意图之外的客观结果。人们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使下走到一起来，利己的欲望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碰撞、斗争，这就是成本。而在一切利益中，经济利益是最核心的，这种冲突撞击在力量的较量下，会有退让、妥协，但绝不能改变这一实质。无论过去和现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毫无例外地都是从本民族的利益来考虑全球化，决定参予全球化的程度。
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中国付出的成本之大，世人皆知；第二次浪潮我们正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过了。这两次浪潮，我们几乎只有付出，而无收益，只有屈辱，而无骄傲。而对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我们应以什么姿态介入，这是有良知的每一个中国人不能不深思的课题。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这是无须置疑和争辩的事实了，正因为改革开放，当今的中国也是今非昔比，世界对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也是刮目相看了。但我们还是要冷静的掂量掂量自己，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快车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还有哪些差距？面临着哪些挑战？如何解决这些前进中的难题？确实需要深思，这是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
三、融入全球化关键在于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
要使中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一个大国、强国的姿态站在世界之林中，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从经济的角度，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应着力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全面贯彻落实小平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使自己在当今高科技竞争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是世人皆知的，但知和行并非可以完全一致。这20多年来，我国经济平均以8％左右的速度递增，这是值得我们为之骄傲的。但冷静下来思考，我们的高速增长主要靠的是能源消耗粗放型的增长，我们的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小。我国在重大技术装备、自动化、机械化的工业设备、高档微电子芯片，精密仪表、仪器、移动通讯等，主要还是依赖进口。我国已是机电、汽车等生产大国，但产品的主要配件，基本上还是靠国外。我们基本上还处在核心技术靠引进装配、仿生阶段。高新技术的原发性创新极弱，中国除了古代的四大发明外，近几个世纪以来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几乎为零。而发达国家高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是一波接一波，特别是将掀起空前的产业革命的人类基因工程和纳米技术已取得重大进展，美、日、德、欧盟都投入巨资抢占这一高地。因为它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乃至对人类的命运都将带来难于估量的影响。
新一轮高科技的研究与开发，引发了知识经济的到来，充分展现了在当今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高新技术的优势。我国党和政府在这一轮的竞争中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但是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我们要赶超世界水平并非易事。2001年，我国首次采用国际权威的米勒标准进行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中国人科学素质的比例仅为1.4％，仅及美国1990年的1/5。这绝非是中国人缺乏智慧，而是缺乏科学技术的熏陶。我们还允许长此以往吗？
2、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从质的方面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结构开始了新一轮调整，调整的主要内容：一是产业重心由二产业向三产业转移；二是重点加快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25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水平也迈上了一大台阶，供给短缺的时代已基本结束，一般工农业产品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剩余。但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集中表现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过低，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等方面，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阶段。要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
（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改善三次产业状况。总的说来是强化第一产业，提高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农业要以强化品种、提高质量、增加效益为中心，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二产业要突出高科技的应用和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三产业要把信息产业、金融保险、咨询等现代服务作为重点，放在结构调整更加重要的位置。一方面加速我国工业化的步伐，同时迎头赶上知识经济时代的浪潮，迎接全球化竞争的挑战。
（2）发展信息产业，使之与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一方面以信息技术带动一批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使之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应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
（3）努力提高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国家要有重点的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不断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功能，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繁荣大、中、小城市经济，把农村大量富裕劳动力吸收到城镇中来，使我国城市人口由现的39％提高到2020年的50％以上，特别是云南，现在城镇化人口仅为25％，任务更艰巨。
（4）进一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别。中央政府要加大西部开发的力度，重视东北部老工业基地改造。同时发挥东部的区位优势，使之在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等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从而达到全国各地区的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全国的共同富裕。
3、拉动内需，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1997年后，我国告别了几千年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但目前出现的“相对过剩”是一种典型的有效需求不足，主要又是消费需求不足，这就导致我国经济增长过多的依赖于生产性投资的增长和对外贸易。这对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极为不利，关键还是要扩大内需。拉动内需，重点是在改善消费环境，提高消费水平。
一是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在生产逐年发展的基础上，使普遍居民收入都得到改善的前提下，各级政府要特别关注两类人口群体收入的提高。一类是尚未脱贫的农村贫困人口；第二类是城镇贫困人口，包括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企业效益较差的部门职工，以及提前退休或被拖欠退休金的人员，因疾病、孤寡年老等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员。
二是拓宽消费领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仍在40％左右，农村居民则高过于50％。在努力降低恩格尔系数的同时，城镇居民要重点突出住房、教育、交通、医疗、旅游的消费领域。农村居民则在增加教育、医疗和提高居住质量等方面下功夫。
三是加大公共设施投入，改善公共消费。政府将会不断增加城镇乡村对交通、教育、文化、体育、医疗保健、社区服务等公共设施的投入。可采取政府出大头、企业出中头、居民个人出小头的措施加大投入力度，加速提高居民公共消费比重，改善居民公共消费质量，从而也会降低这些设施维修的成本。
四是稳步推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居民消费的制度障碍。要通过立法，从制度上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性、连续性，逐步完善和提高个人帐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办法，并开征社会保障税，为逐步解决目前保险履盖率过窄，保费过低问题奠定物质基础，要全面普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对低收入群体救济的法律法规制度，从而消除居民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安定感，使之形成新的理性预期，从而提高自身的消费倾向。
五是放弃和改革约束消费环境的政策，促进消费增长。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为改善消费环境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消费环境越来越宽松，较好的刺激了有效需求。但抑制消费的体制和政策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消费环境仍不够理想，政策的空间还大，仍需进一步努力。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现时的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过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但另一方面利益都有互动性，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一定要有所作为，我们既要与狼共舞，又要与发展中国家谋求好合作，形成合力，采取共同行动，以提高对世界经济的全球调控能力，加快对不公平的国际财富分配格局的改变，同时也为国内经济发展创建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早日实现提供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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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505
【原文出处】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原刊地名】昆明
【原刊期号】200406
【原刊页号】63～65
中国应该适应全球化，加快适应步伐。政府的政策上，对内小企业加大改造，和投资力度。企业间，行业间加强合作交流。宣传力度，地区交流会和是行业交流会的举办。企业加强研发，从制造转型到开发！
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主要表现在制造业上。而第二波浪潮，将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服务业跨国经营。面对第二波，一国的劳动力如果只是便宜而缺乏教育，社会只是稳定而不够开放自由，在竞争中就占不到便宜。 如果说冷战结束后90年代世界经济的整合,是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那么我们在21世纪初期正面临着全球化的第二次浪潮。 所谓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主要表现在制造业上。贸易壁垒的打破，使主要工业国家的产品能够在真正的国际市场上跨国竞争。资本的流动，更突破了国界的限制,甚至劳动力也开始前所未有的跨国旅行。结果，中国制造的消费品充斥美国的市场，外国车遍布中国的大街小巷，外资滚滚而来，滚滚而去；发达国家的高级管理人员进入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高级技术人员、留学生也纷纷前往发达国家。 然而，这一全球化的第一浪潮尚有其限度。制造业可以跨国经营，但服务业却不行。因为制造业的产品可以远涉重洋地从外国运来，服务业却需要有人在顾客和消费者的所在地进行服务。工厂可以移来移去，医院、商店却不能出国，为了图便宜，美国人可以买中国制造的服装、玩具，却不可能到北京、上海看急诊、给过生日的朋友买礼物。 但全球化的第二浪潮，就是挑战这样的限制，使越来越多的服务业跨国经营。比如在美国，你买计算机和其他电器产品，总要用户服务热线。如今你打这些热线咨询时，尽管对方告诉你他在休斯敦或洛杉矶的总部为你服务，其实你的电话是被接到了印度或菲律宾。这样的服务业工作，在美国是个低薪、无前途的“死胡同”，没人愿干。但是在印度和菲律宾，这种为美国人服务、甚至“指点美国人”的工作，完全是上流社会的宠物，大学生也很难得到这样的职务，而工资只相当于美国人的几十分之一。 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作人员以社会精英自居，干起活来兢兢业业，服务周到，用户满意度大增。两相对比，美国的公司当然会决定把服务电话接到印度、菲律宾。这种低档服务行业的跨国经营，仅仅是个开始。许多高薪的高层次服务行业，如今也开始追逐这一潮流。一些复杂的公司财会、税务咨询，已经开始跨国移动。展望未来，一些远距离教育，医疗咨询等等，更无可避免地会出现全球竞争。美国人对此早已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项研究表明，有大约1400万的美国人的工作将在未来几年受到这一潮流的威胁。 全球化的第二波，将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上世纪90年代，在全球化第一波的风口浪尖上，中国深化经济改革，敞开国门，结果是生逢其时，经济持续增长，外资滚滚涌入，稳定的社会环境、低廉的劳动力资本，使一个“世界工厂”打造成形。中国尝到了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那种先行一步“冲浪”的甜头。 然而，面对第二波，中国却缺乏准备。弄不好不仅不能在浪尖上继续激流而进，甚至可能被浪掀翻。对此，中国社会迄今为止还没有危机感。 如前所述，第一波是制造业打头阵。只要社会稳定、政策优惠、有的是人力资源同时劳动力便宜，那么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就不愁不来。第二波的性质就截然不同了。像以上所举的那种最低档的电话服务，不仅要求可以“乱真”的英语，而且对美国文化必须了如指掌，乃至知道他们正在上演哪部电视剧，社会上正流行什么，否则谈不上优质服务。所以，面对第二波的冲击，一国的劳动力如果只是便宜而缺乏教育，社会只是稳定而不够开放自由，在这样的竞争中就占不到便宜。 在1998-1999年度，中国的教育投资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2.2%，而印度是3.2%，俄罗斯是3.5%，菲律宾是4.2%。美国朝野上下曾齐呼教育经费不足、会在全球化中败落，但实际上美国投入教育的费用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5%。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James Heckman在对中国进行考察后断言，中国这些年热衷于设备投资，却没有对人进行投资，是犯了致命的错误。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史学家Brad DeLong特别举了英国的例子：在19世纪中期，英国的曼彻斯特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但是，英国政府却不给那些从农村涌入曼彻斯特的新工厂里干活的工人的孩子们造学校，最终浪费了自己作为工业革命领跑者的有利地位。英国终于在20世纪衰落。个人觉得有些地方可以全球化，但是有些命脉还是得自己把握！以免受制于人，现在看到了，经济危机缘何一个国家问题，而全世界都受伤！全球化，必然会带来许多牵连的问题！小心谨慎，有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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