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故乡 梗概赏析 鲁迅的《故乡》梗概
《故乡》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1921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以“我”回故乡的活动为线索，按照“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的情节安排，依据“我”的所见所闻所忆所感，着重描写了闰土和杨二嫂的人物形象，从而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破产、农民痛苦生活的现实。
《故乡》深刻指出了由于受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劳苦大众所受的精神上的束缚，造成纯真的人性的扭曲，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膜，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作者于1919年回故乡期间，耳闻目睹了中国农村疮痍累累的残酷现实，加之在这个风雨飘摇的社会中求索了三十余年的生活体验，于是写出了这篇悲凉沉郁但又不失希望的小说。
扩展资料
作者鲁迅于1898年第一次离开老家绍兴，“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1919年12月，最后一次回故乡绍兴接他的母亲等人来北京居住。从《鲁迅日记》中可以了解这次回乡的经过：1919年9月，鲁迅卖掉了绍兴的老屋，添了些钱，买了北京西城新街口附近八道弯宅第。11月修葺完毕，21日“上午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弯宅”。
26日鲁迅“上书请归省”。12月1日，由北京动身回老家，4日晚“抵绍兴城，即乘轿回家”，在家乡处理搬迁事务，大约住了二十来天。12月24日“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29日中午抵达北京，“下午俱到家”。往返大约29天。
《故乡》的故事情节便是根据这段生活经历演绎而来。不过这只是触发故事的一点，而作品真正反映的却是更为广阔深邃的社会背景。
《故乡》创作于1921年1月，最初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九卷第一号，后来由作者编入小说集《呐喊》。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故乡 （鲁迅创作短篇小说）
鲁迅在《故乡》这篇小说里纪念他的故乡，但其实那故乡没有什么可纪念，结果是过去的梦幻为现实的阳光所冲破，只剩下了悲哀。但此外也有希望，希望后辈有他们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原文结末云：“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很好的格言，也说得很好，没有尼采式的那么深刻，但是深远得多了。
这里前后有两个故乡，其一是过去，其二是现在的。过去的故乡以闰土为中心，借了这个年青的农民，写出小时候所神往的境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现在先从闰土说起。这闰土本名章运水，小说里把土代替了水字，闰运是同音的，也替换了，在国音里闰读如润，便有点隔离了，他的父亲名叫章福庆，是城东北道墟乡杜浦村人，那里是海边，他种着沙地，却是一个手艺工人，能制竹器，在周家做“忙月”，意思即是帮忙的，因为他并非长年，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晒谷的时候来做工罢了。他有时来取稻草灰，也带了运水来过，但是有一年因为值祭，新年神像前的祭器需要人看守，那时便找运水来担任，新年照例至正月十八为止，所以他那一次的住在城内是相当长久的。
看守祭器
本文中说大祭祀的值年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小说是一九二一年写的，计算起来该是一八九一年左右，事实上是光绪癸巳即一八九三年，那时鲁迅是十三岁。在复盆桥周家有两个较大的祭祀值年，其一是第七世八世祖的致公祭，由致中和三房轮值，致房下分为智仁勇，智房下又分为兴立诚，鲁迅是兴房派下的。所以须得二十七年才能轮到一回。其二是第九世祖的佩公祭，单由致房各派轮值，这只要九年就够了。一八九三年轮值的祭祀乃是佩公祭，因为在丙申即一八九六年伯宜公代立房值年。白尽义务（立房的子京将祭田田租预先押钱花光，发狂而死，已见《百草园杂记》中，）正是此后第三年。其次是佩公祭资产较多，祭祀比较丰盛，神像前有一副古铜大五事，即是香炉烛台和花瓶，很是高大，分量也很重，偷去一只便很值点钱，所以特别要有人看守才行。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故，便是鲁迅的曾祖母戴老太太以七十九岁的高寿于前一年即壬辰的除夕去世，大堂前要停灵，值年的祖像只好移挂别处，就借用了仁房所有的“大书房”在“志伊学颜”的横匾下陈设起来。那是在大门内西偏，门口没有看门的人，很是不谨慎，当时仁房玉田在那里设着家塾，孟夫子即孔乙已就有时会溜进来，拿走一点文房具的。因此之故，看守更是不可少了。
闰土父子
本文里说闰土能装弶捕小鸟雀，这是他父亲的事，在《朝华夕拾》中曾有过一段叙述。他的父亲名福庆，小孩们叫他“庆叔”，是种地兼做竹匠的，很是聪明能干，他用米筛捕鸟，关在用竹络倒放撑开的麻袋里，后来拿锡酒壶盛大半壶水，把小鸟的头塞在壶口内，使它窒息而死，都是很简单巧妙的。壬辰那年冬天特别冷，下雪很多，积得有尺把厚，河水也冻了，有一两天航船不能开行，是向来少有的事情。因为大雪的缘故鸟雀无处得食，所以捕获很容易，这以后就再没有这种机会，即使下点雪，也没有那些鸟来了。这事可以断定是在壬辰冬天，因为癸巳正月里一直忙丧事和祭祀，不能再有这闲工夫了。闰土出场那时是第一次，中间隔了六年，他第二次出场是在庚子(1900)正月，初七日日记下云，“午后至江桥，运水往陶二峰处测字，余等同往观之，皆谰语可噱。”测的不知是什么字，但谰语有些却还记得，有混沌乾坤，阴阳搭戤等句子，末了则厉声曰：勿可着鬼那么的着！闰土乃垂头丧气而出，鲁迅便很嘲笑他，说他瘟了，学陶二峰的话来说他，使得他很窘。过了几年之后，庆叔显得衰老忧郁，听鲁老太太说，才知道他家境不好，闰土结婚后与村中一个寡妇要好，终于闹到离婚，章家当然要花了些钱。在闰土不满意于包办的婚姻，可能是有理由的，但海边农家经过这一个风波，损失不小，难怪庆叔的大受打击了。后来推想起来，陶二峰测字那时候大概正闹着那问题，测字人看出他的神情，便那么的训斥了一顿，在这里也正可以看到占卜者的机警与江湖诀了
豆腐西施
闰土的第三次出场是在民国以后，姑且说是民国元年(1912)吧。假定他是与鲁迅同庚的，那么那时该是三十二岁，但如本文中所说已经很是憔悴，因为如老实的农民一样，都是“辛苦麻木而生活着”，这种暗淡的空气，在乡村里原是很普遍的。鲁迅的第二个故乡乃是民国八年（一九一九）的绍兴，在这背景出现的仍是闰土，他的样子便是民初的那模样，那海边的幻景早已消灭，放在眼前的只是“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的老屋。那些稻鸡、角鸡、鹁鸪、跳鱼，以及偷吃西瓜的小动物，叫作俗音遮字，小说中写作犬边查字的，都已不见影踪，只换了几个女人，里边当然也有衍太太，但特别提出的乃是绰号“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豆腐西施的名称原是事出有因，杨二嫂这人当然只是小说化的人物。乡下人听故事看戏文，记住了貂蝉的名字，以为她一定是很“刁”的女人，所以用作骂人的名称，又不知从哪里听说古时有个西施（绍兴戏里不记得出现过她），便拿来形容美人，其实是爱美的人，因为这里边很有些讽刺的分子。近处豆腐店里大概出过这么一个搔首弄姿的人，在鲁迅的记忆上留下这个名号，至于实在的人物已经不详，杨二嫂只是平常的街坊的女人，叫她顶替着这诨名而已。她的言行大抵是写实的，不过并非出于某一个人，也含有衍太太的成份在内。
搬家
《故乡》是一篇小说，读者自应去当作小说看，不管它里边有多少事实。我们别一方面从里边举出事实来，一则可以看著者怎样使用材料，一则也略作说明，是一种注释的性质。还有一层，读者虽然不把小说当做事实，但可能有人会得去从其中想寻传记的资料，这里也就给予他们一点帮助，免得乱寻瞎找，以致虚实混淆在一起。这不但是小说，便是文艺性的自叙记录也常是如此，德国文豪歌德写有自叙传，题名曰《诗与真实》，说得正好，表示里边含有这两类性质的东西。两者截然分开的固然也有，但大半或者是混合在一起，即是事实而有点诗化了，读去是很好的文章，当作传记资料去用时又有些出入，要经过点琢磨才能够适合的嵌上去。这篇小说的基干是从故乡搬家北来的这一件事，在一九一九年冬天，于十二月一日离北京，二十九日回京，详细路程当查《鲁迅日记》，今可不赘。但事实便至此为止，此外多有些诗化的分子，如叙到了家门口时的情形，看见“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这写是很好，但实际上南方屋瓦只是虚叠着，不像北方用泥和灰粘住，裂缝中容得野草生根，那边所有的是瓦松，到冬天都干萎了，不会像莎草类那么的有断茎矗立着的。话虽如此，若是这里说望见瓦楞上倒着些干萎的瓦松，文字的效力便要差了不少了。
路程
从绍兴到北京的路程，可以分作两段，第一段是绍兴至杭州，第二段是杭州至北京。这两段长短大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前段水路坐船，后段陆路坐火车。杭州南星桥站出发，当天到达上海南站，次早北站上车，在南京浦口轮渡后，改坐津浦车，次日傍晚到天津，再搭那时的京奉车，当夜可抵正阳门，其间要换车四次，但坐火车总是一样的。绍兴出西郭门至萧山的西兴镇只有驿路一站，坐民船只一夜就够了，从西兴徒步或乘小轿过钱塘江，那时已用小火轮拖渡，平安迅速，对岸松毛场上岸便是杭州，离南星桥不远，来得及买票上车。这一夜的民船最有趣味，但那也以归乡时为佳，因为夏晚蹲船头上看水乡风景确实不差，从绍兴来时所见只是附郭一带，无甚可看，而且离乡的心情总不太好，也是一个原因。本文中说到路程，只是水路那一段，因为是搬家去的，连到家的时候也显得有点暗淡，离家时自然更是如此，虽然说“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很简单却写的很是得神。同行的人本文只说到母亲与宏儿，这也自然是小说化的地方，事实上同走的连他自己共有七人，其中两个小孩都是三弟妇的，长女末利才三岁，长子冲两岁，时在乡下病卒，次子还没有名字，生后七个月，小说中便将他诗化了，成为八岁的宏儿，因为否则他就不能与闰土的儿子水生去做朋友了。
——鲁迅《故乡》赏析
（一）回忆中的“故乡”
（二）现实的“故乡”
（三）理想中的“故乡”
（四）“故乡”与“祖国”的同构
（五）悠长的忧，悠长的美
鲁迅的《故乡》中写了三个“故乡”：一个是回忆中的，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理想中的。第一个是“过去时”的，第二个是“现在时”的，第三个是“未来时”的。小说突出描绘的是现实的故乡。
（一）回忆中的“故乡”
“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带有神异色彩的美的故乡。
它的“美”，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感受得出来：
1.它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这里有“深蓝”的天空，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少年闰土有一副“紫色”的圆脸，脖子上带着“明晃晃”的“银白”色项圈，海边有五色贝壳，“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还有各种颜色的鸟类：稻鸡、角鸡、鹁鸪、蓝背……在这里，没有一种色彩不是鲜艳的，明丽的，任何两种色彩之间的对比都是鲜明的，它们构成的是一幅“神异”的图画，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2.它是一个寂静而又富有动感的世界
当“我”记起童年时的“故乡”，浮现在脑海里的首先是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沙地上的碧绿的西瓜，整个大自然是那么静谧，那么安详，但在这静谧的世界上，却有着活泼的生命。这活泼的生命给这个幽静的世界带来了动态的感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它幽静而不沉闷，活泼而不杂乱。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和谐自然，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世界。
3.它是一个辽阔而又鲜活的世界
“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多么广阔的世界啊！这里有高远的蓝天，有一望无垠的大海，有广阔的海边的沙地。但在这广阔的天和地之间，又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物，有活泼的少年闰土，有猹、獾猪、刺猬，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有五彩的贝壳，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这个世界广阔而又鲜活，一点也不狭窄，一点也不空洞。
我们可以看到，“我”回忆中的“故乡”并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世界，同时更是一个想像中的世界，是“我”在与少年闰土的接触和情感交流中想像出来的一幅美丽的图画。它更是“我”少年心灵状态的一种折射。这颗心灵是纯真的、自然的、活泼的、敏感的，同时又是充满美丽的幻想和丰富的想像力的。它没有被“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所束缚，而是在与少年闰土的情感交流中舒展开了想像的翅膀，给自己展开了一个广阔而又美丽的世界。
那么，少年“我”的这个广阔而又美丽的世界是怎样展开的呢？是因为两颗童贞的心灵的自然融合。少年“我”是纯真的、自然的，少年闰土也是纯真的、自然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用封建礼法关系组织起来的，而是用两颗心灵的自然需求联系起来的。少年闰土不把少年“我”视为一个比自己高贵的“少爷”，少年“我”也不把少年闰土视为一个比自己低贱的“穷孩子”。他们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观念。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是畅通无阻的，是没有任何顾忌和犹豫的。我们重新读一读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可以感到，他们之间是想到什么便说什么的，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的。他们不是为了讨好对方而说，也不是为了伤害对方而说，而是说的双方都感兴趣的话。两个人的心灵就在这无拘无束的对话中融合在一起了。也在这融合中各自都变得丰富了。少年闰土来到城里，“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少年“我”通过与少年闰土的谈话，也像看到了过去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世界。
总之，“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实际是少年“我”美好心灵的反映，是少年“我”与少年闰土和谐心灵关系的产物。但是，这种心灵状态不是固定的，这种心灵关系也是无法维持久远的。社会生活使人的心灵变得更加沉重，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当成年的“我”重新回到“别了2O余年的故乡”时，这个回忆中的“故乡”就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时，他看到的是一个由成年人构成的现实的“故乡”。
（二）现实的“故乡”
现实的“故乡”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我们对这个“故乡”的具体感受：它是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压力下失去了精神生命力的“故乡”。
这时的“故乡”是由三种不同的人及其三种不同的精神关系构成的。
1.豆腐西施杨二嫂
豆腐西施杨二嫂是一个可笑、可气、可恨而又可怜的人物。她为什么可怜呢？因为她是一个人，一个需要物质生活的保证的。当一个人无法通过自己正常的努力而获得自己最起码的物质生活保证的时候，为了生命的保存，就要通过一些非正常的、为人所不齿的手段获取这种保证了。在这个意义上，她是值得同情的。她原来是开豆腐店的，为了豆腐店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她擦着白粉，终日坐着，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年轻的美来招徕顾客，“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美”，在豆腐西施杨二嫂这里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而成了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物质实利成了她人生的惟一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她是可以牺牲自己的道德名义的。当自己的青春已逝、美貌不再的时候，她就把任何东西都拿来当作获取物质实利的手段了。她的人生完全成了物质的人生，狭隘自私的人生。这样一个人，亲近的只是物质实利，对别人的感情已经没有感受的能力。在这类人的感受里，“利”即是“情”，“情”即是“利”。“利”外无“情”，天地间无非一个“利”字。她感受不到别人的真挚的感情，对别人也产生不了这样的感情，“感情”也只成了捞取好处的手段。她的眼里只有“物”，只有“利”，只有“钱”，而没有“人”，没有有感情。有道德、有精神需要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她是能捞就捞，能骗就骗，能偷就偷，能抢就抢。但人类社会是在相互关联中存在和发展的，人类为了共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心灵的沟通，需要感情的联系，需要道德的修养，需要精神品质的美化。像豆腐西施杨二艘这样一个毫无道德感的人，时时刻刻都在做着损人利己的勾当，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厌恶乃至憎恨的。所以，就她本人命运的悲惨而言，她是可怜的，而就其对别人的态而言度，她又是可气、可恨的。她的可笑在于长期的狭隘自私使她已经失去了对自我的正常感觉。她把虚情假意当作情感表现，把小偷小摸当作自己的聪明才智。她是属于世俗社会所谓的“能说会道”、“手脚麻利”、“干净利索”、“不笨不傻”的女人。但在正常人眼里，她这些小聪明的把戏都是瞒不了人、骗不了人的。所以，人们又感到她的言行的可笑。人们无法尊重她、爱戴她，甚至也无法真正地帮助她。她是一个令人看不起的人。如果说少年“我”和少年闰土的一切言行的总体特点是自然、纯真，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一切言行的总特点则是“不自然”、“不真挚”。在她这里，一切都是夸大了的，是根据自己的实利考虑变了形的。她一出场，发出的就是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这是她不感惊奇而故做惊奇的结果。她的面貌特征也是在长期不自然的生活状态中形成的。她一生只练就了一个“薄嘴唇”，“能说会道”，脸相却迅速衰老下来，只留下一个“凸颧骨”，没有了当年的风韵。她的站姿也是不自然的，故意装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实际上她早已失去了自己的自信心，失去了做人的骄傲，但又希望别人看得起她。尊重她。她对“我”没有怀恋．没有感情，但又故意装出一副有感情的样子。她能说的只有“我还抱过你咧！”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实，但却把这个事实说得非常严重，好像这就对“我”有了多么大的恩情，好像“我”必须对她感恩戴德，牢牢记住她的重要性。她不关心别人，因而也不会知道别人的生活状况，不会了解别人的思想感情。她通过自己的想像把别人的生活说得无比阔气和富裕，无非是为了从别人那里捞取更多的好处。
豆腐西施杨二嫂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恣睢而生活”的人的特征。她的生活是辛苦的，但这种辛苦也压碎了她的道德良心，使她变得没有信仰，没有操守，没有真挚的感情，不讲道德，自私狭隘。
2.成年闰土
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是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少年。“他的父亲十分爱他”，他的生命是有活力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地也是善良的。“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在这些话里，跳动着的是一个活泼的生命。少年闰土较之少年“我”更是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少年，是一个有更多的新鲜生活和新鲜感受要表达的少年。少年“我”的知识像是从书本当中获得的，少年闰土的知识则是从大自然中，从自己的生活实感中获得的。他生活在大自然中，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他比少年“我”更像一个语言艺术家。他的语言多么生动，多么流畅，多么富有感染力啊！它一下子就把少年“我”吸引住了，并给他留下了至今难以磨灭的印象。但这个富于生命力和表现力的少年闰土，到了现在，却成了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人。“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为什么他在少年时就能有所感而又形容得出，现在却形容不出了呢？因为“那时是孩子，不懂事”，但“不懂事”的时候是一个活泼的人，现在“懂事”了，却成了一个“木偶人”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所说的“事”，实际是中国传统的一套封建礼法关系，以及这种礼法关系所维系着的封建等级观念。
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是一套完整的封建礼法关系，而所有这些封建礼法关系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的关系之上的。帝王与臣民，大官与小官，官僚与百姓，老师与学生。父亲与儿子，兄长与弟弟，男性与女性，都被视为上下等级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平等的地位，也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力，上尊下卑，“上”对“下”是指挥，是命令，是教诲，“下”对“上”是服从，是驯顺，是听话。闰土之所以说小的时候是“不懂事”，是按照现在他已经懂得了的礼法关系，“我” 是少爷，他是长工的儿子，二者是不能平等的。“我”尊，闰土卑，他那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在“我”面前毫无顾忌地说了那么多的话，都是极不应该的。但那时年龄小，可以原谅，一到成年，中国人都要遵守这样一套礼法关系。不遵守这套礼法关系，就被中国社会视为一个不守“规矩”、不讲“道德”的人了，就会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惩罚。闰土就是在这样一套礼法关系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讲“道德”的人。但一旦把这种礼法关系当成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就无法得到正常的交流了，人与人的心灵就融合不在一起了。这就是在“我”和闰土之间发生的精神悲剧。“我”怀念着闰土，闰土也怀念着“我”，他们在童心无忌的状态下建立了平等的、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两个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美好的、温暖的、幸福的回忆。“我”想到故乡，首先想到的是闰土，闰土实际上也一直念着“我”。“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次面。”只要想到他和“我”在童年一起玩耍的情景，我们就能够想到，闰土的这些话绝不是一般的客气话。两个人重新见面时，“我”“很兴奋”，闰土也很兴奋：“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说明他心里颤抖着多少真挚的感情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却把所有这些感情都堵在了他的内心里。形容不出来了，表现不出来了。
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两颗原本融合在一起的心灵被生生撕裂开时所发出的那种带血的声音。闰土不再仅仅把“我”视为平等的、亲切的朋友了。他把“我”放在了自己无法企及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上，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悲哀，在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人面前已经无法诉说，无法表现，这个称呼带着一种“敬”，但同时也透脱着一种“冷”。在这种“冷”的氛围中，“我”的感情也被凝固在了内心里。两颗心灵就被这个称呼挡在了两边，无法交流了，无法融合了。所以“我”“打了一个寒噤”，知道两个人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故乡》让我们看到，只有少年闰土和少年“我”的关系才是符合人性的，后来这种封建礼法关系不是人的本性中就具有的，而是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形成的，是一种扭曲了的人性。人在自然的发展中不会把自己树为一个卑贱的、无能的人，像闰土这样一个人的封建礼法观念是在长期的强制性的压力下逐渐形成的。社会压抑了一个人的人性，同时也压抑了他的自然的生命，使他习惯了消极地忍耐所有外界的压力。忍耐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痛苦。那个手持钢叉向猹刺去的闰土是多么富有朝气，富有生命的活力呵！是多么勇敢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逐渐压抑了他的生命力，使他在一切困苦和不幸面前只有消极地忍耐。只有意识到闰土已经没有了少年时的旺盛的生命力，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能够“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已经没有反抗现实的不幸的精神力量，他把所有这一切都视为根本不能战胜的。他只能承受，只能忍耐，他尽量不去思考自己的不幸，尽量迅速地忘掉自己的困苦。他不再敢主动地去感受世界，思考生活、思考自己。久而久之，他的思想干瘪了下去，他的感受力萎缩了下去，他的表现力衰弱了下去，他的精神一天天地麻木下去，他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感受力、没有思想能力和表现能力的木偶人。只有宗教还能给他带来对未来的茫远的、朦胧的希望。他的精神已经死亡，肉体也迅速衰老下去。成年闰土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一类人的特征。这些人是善良、讲道德、守规矩的人。但传统的道德是压抑人的生命力的。他们在封建道德的束缚下丧失了生命的活力，精神变得麻木了。
3.成年“我”
“我”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在自己的“故乡”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失去了自己的精神落脚地。他像一个游魂，已经没有了自己精神的“故乡”。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官僚地主。在经济上是地主，在政治上是官僚，是有权有势的阔人。但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在城市谋生的人。他已经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的权力。在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心目中，值得惧怕和尊敬的是做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坐“八抬的大轿”的“阔人”。现在“我”不“阔”了，所以也就不再惧怕他，尊重他，而成了她可以随时掠夺、偷窃的对象。他同情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人生命运，但豆腐西施杨二嫂却不会同情他。他无法同她建立起精神的联系。他在她那里感到的是被歧视、被掠夺的无奈感。闰土是他在内心所亲近的人物，但闰土却仍然按照对待传统官僚地主知识分子的方式对待他，使他无法再与闰土进行正常的精神交流。他在精神上是孤独的。他寻求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但这种关系在现在的‘“故乡”是找不到的。总之，现实的“故乡”是一个精神各个分离，丧失了生命活力，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幸福的情感关系的“故乡”。
简介：
《故乡》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1921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以“我”回故乡的活动为线索，按照“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的情节安排，依据“我”的所见所闻所忆所感，着重描写了闰土和杨二嫂的人物形象，从而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破产、农民痛苦生活的现实；同时深刻指出了由于受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劳苦大众所受的精神上的束缚，造成纯真的人性的扭曲，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膜，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文学赏析：
小说写“我”“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通过自己在故乡的所见所闻表达了离乡多年后重新回乡的一番物是人非的感慨。小说一开始所极力渲染的那种悲凉的气氛，是为后面的感慨作渲染和铺垫：“时候既然是深冬……没有一些活气。”这也正是“我”此次回乡的悲凉心境的反映。作者忍不住怀疑“这可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旋即转入对故乡的回忆：“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又恍然意识到，“故乡本也如此”，只不过是“我”的心境变化而已，“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来就没什么好心绪”。这“心境的变化”表明了“我”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离本乡、“走异路，逃异地”，到现代都市“寻求别样的人们”这一段隐藏在小说背后的曲折经历之后，却仍然在为生活而“辛苦辗转”的失落和悲哀，而这一切正是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困惑和迷茫。带着这样的心绪，“我”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心中自然感到了无限的凄凉。在这个意义上，“回乡”也正是“寻梦”，从而带有了一层形而上的人生况昧，表达了一个出走异乡的现代文明人对于故乡的眷恋，一种难以割舍的乡土情怀。
然而“我”又是带着失望与悲凉离开故乡而再度远走的，因为这故乡已不能带给“我”所需的慰藉和满足，小说因此而蒙上了一层浓郁的悲雾，如茅盾所言：“悲哀那人与人之间的不了解，隔膜。”这“隔膜”具体体现在“我”与闰土的身上。小说写到“我”在听到母亲提到闰土时，脑子忽然闪出了一幅“神异的图画”，“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深蓝的天空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图画正是“我”记忆中的美好童年的幻影；而“我”的这次回乡，一半也是想要寻回那已经逝去的美好回忆，然而并不能，因为那“时时记得的故乡”不过是“心象世界里的幻影”而已，那一幅美丽的神异的画面，其实是“我”幼年时凭着一颗童稚的心，根据闰土的描述而幻想出来的梦罢了，“我”只是如“我”往常的朋友们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可以说，闰土的出现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尽的欢乐，——虽然“我”也一直未能亲身体会到闰土所讲的装谅捉小鸟雀、海边拾贝壳和瓜田刺猹的乐趣，这些欢乐的记忆只在“我”脑中蕴藏、发酵，加上农村淳朴的乡情，最后汇结成了那一幅神异的美妙的图画。也就是说，那美妙的“故乡”从未在现实中真正地存在过，所谓的“我”所记得的“好得多了”的故乡也只是永远地存在于童年时光的美好回忆中，——真正有过的，不过是“我”所幻化的故乡的美妙而已。因此要“我”“记起它的美丽，说出它的佳处来”，“我”就“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那么所谓的“寻梦”，也只是一种充满渴望的幻象而已，一个永远悬置而不可到达的梦境。这是在小说一开始就已潜藏的一个困扰现代人的悲哀——精神家园的失落。小说从“还乡”到再次“出走”，真切地记录了现代知识分子在乡土情结与现代性渴望之间纠缠难开的心路历程。
二十多年后“我”见到闰土的隔膜，正是“我”对故乡美好梦幻的破灭。茅盾将这“隔膜”归咎于“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这是从社会学来看待的。闰土见到“我”时，分明叫出的那一声“老爷”，让“我”感到了我们之间已经隔着的一层“可悲的厚障壁”。母亲听了后说：“阿，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闰土却说：“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而这“规矩”，便正是从祖祖辈辈“历史遗传”下来的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亦即封建宗法制的儒家主流文化的体现。而闰土叫水生“给老爷磕头”，将这等级观念继续遗传下去，这种麻木和不自觉感到了窒息般的心酸。从某种角度来看，乡村社会的人们带着一种既势利又羡慕的眼光打量衣锦还乡者，而回归者却永远是怀着一种浓郁的乡土情结来期待故乡的温情。这种心理的错位即是另一种“隔膜”，是出走还乡的现代人普遍遭遇到的难以磨灭的情感伤痛。这样看来，“我”与“闰土”之间的“隔膜”，其实已深入到现代人的普遍性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之中了；而且，“我”的离乡寻梦，追求现代文明的一种“飞向远方、高空”的生活和理想追求，和闰土的坚守故土安于现状的一辈辈扎根大地“生于斯死于斯”的传统农民保守的生活和生命观念之间，犹如两条相交的线条，从过去到未来，向着巨大的时空方向无限地背离；而这种背离也并不因我们从小想要“一气”的亲密而有所改变，正是残酷的生活（或者说是命运）将人们推向了不同的人生轨道，并越走越远。或许在现代人的生存体验中，他们渴望超越这种社会既定阶层，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无论他们在外面的世界闯荡得如何成功或失败，他们都不想在故乡这一特定的空间遭遇这种“隔膜”与背离。但他们却无法改变这一点，就像鲁迅无法让闰土一如既往地接受自己一样；因而不免有着深沉的压抑和悲哀。这种悲哀又在“我们”的后代，水生和宏儿身上继续延续；两个孩子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我”与闰土的昨天，另一方面也留下了无尽的内心纠结和困惑：是不是水生和宏儿将来也会如今日的“我”和闰土一样地隔膜起来，还是他们真的会有更好的生活。整篇小说几乎在阐释这样一个富有意味的“绝望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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